1931年11月12日中午，日军向马占山发出下野通告，要求马占山在12日夜12时之前答复，可是通告刚刚发出一个小时，在12日下午1时许，日军就开始了对马占山三间房阵地的进攻。

    第一次属于试探性进攻，进攻部队由日军五六百名骑兵组成，进攻方向是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处的马占山部的骑兵第一旅吴松林部，吴旅阵地其实只有一个团——骑兵三团。面对进攻，吴旅奋起反击，激战40分钟，日军退却。

    午后3时，日军大部向马占山三间房阵地左、中、右三面同时发起猛攻，日军长谷旅团攻左翼，森连满铁守备队攻右翼，数架飞机在上空投弹助攻。马占山部前线总指挥苑崇谷沉着应战，激战3小时，三块阵地枪炮声响成一片，终于在晚6时左右击退日军进攻。日军退却后改为炮击，炮击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马占山部同样予以炮火还击（不知道还是不是那4门炮）。晚8时，战斗结束，日军第一天的进攻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12日夜，马占山急令骑兵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带领两团骑兵从满洲里、扎兰诺尔驻扎地开赴昂昂溪待命，以便随时投入战斗。

    13日拂晓，日军长谷部第三旅团和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十九联队以及骑兵第二中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马占山新立屯阵地发动强大攻势。是役日军飞机密集投弹，将马占山阵地几次夷为平地，马占山部官兵冒着炮火一次又一次重新修筑阵地，伤亡惨重，激战竞日，阵地依然掌握在马部手中。

    14日拂晓，日军骑兵骚扰马占山汤池、蘑菇溪间的骑兵防线，并用重炮密集轰炸。大兴方面的战斗更加激烈，并有日军数量坦克助战，将近中午时分，阵线几乎不保，但在这时，骑兵第二旅程旅的涂全胜骑兵团赶到战场，整团骑兵在团长涂全胜的带领下向日军纵深猛冲，这一举动使守军士气大振，一时间守军冲出战壕转守为攻，中日军队绞杀在一起。下午，萨力布骑兵团赶到增援投入战场，蘑菇溪方面在击退日军进攻以后调卫队团两个营也向大兴增援过来，三间房阵地也派出步一旅两个营的官兵在团长孙鸿裕的带领下紧急增援过来，战场形势立时逆转，全线与日军整整厮杀一天，两方伤亡都很大，晚上，日军退却。

    15日凌晨3点，马占山乘载重车辆带参谋和卫兵亲往前线督战。因为在几个小时前，也就是14日夜，当时驻黑省日领事清水突然间从大使馆撤退，马占山前往交涉，说：“领事离黑，应按外交惯例签字离去。”清水说：“此行是本人私事，其他一概不知，故未照办。”然后将领事管内的日本人一个不剩地带走。马占山从这一事件判断出日军会在近日大举进攻省垣，前线战事一定更加激烈，于是命令驻守绥化一带的保安大队王克镇部2000人编为一个独立团，即刻开往大兴阵地。这已经是马占山手里最后一点能够使用的兵力了。

    15日的洮昂溪战事稍停，中日两边都忙于调兵遣将，日军从郑家屯、长春、吉林等地调集大批日军开往江桥，此时日军兵力已达7000余人，飞机十多架，大炮上百门，并有坦克多辆。而马占山阵地由于连日苦战，不断减员，到这时满打满算也就剩下了4000多人，而且人困马乏，缺枪少弹，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马占山部几乎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以这一天中午日军用坦克袭扰阵地时，马部没有还击，并且稍作退让。

    16日上午，日军集合步、骑、炮、坦克共约4000余人向马占山部重新发动猛攻，这个人数几乎相当于马部前线全体官兵的人数，这一天双方鏖战得极为猛烈，马占山部由于装备太差，损失相当惨重。不过在日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时，突然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本来风和日丽的天气，一下子骤变，大风突起，尘土蔽天，战场上顿时大乱，中日官兵绞杀在一起，飞机投弹连同日军也炸死不少，没办法，飞机撤出战斗，马占山压力顿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午后3时，战场上连人影都看不清，杀得昏天黑地，日军终于把攻势放缓，马占山松了一口气。这天这等于是在老天的帮助下勉强保住阵地，不过损失军队将近一半，三间房血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17日，日军没有大举进攻，不过仍以飞机不断轰炸，目的是疲劳马部。到这时为止，张海鹏的伪军部队已经完全被打散，大部被歼灭，其余全部逃散，在战场上与马占山对峙的，是清一色的日本关东军。

    很难以想象当时马占山的心情，连日恶战，到这时已经可以说分出了胜负，黑省即将沦陷，即便是马占山有再大的能耐，到这时已经确定根本无法把日军阻止在黑龙江之外，他已经尽了全力了，麾下将士非死即伤，减员大半，即便是这时他撤出战斗，也一定不会有人不理解。可是马占山依旧要继续死守阵地，他也许真的做好了战至一兵一卒的准备了。

    18日，马占山江桥抗战最悲壮的一战打响了。早晨，日军步、骑、炮共三个联队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战至中午，日军多门师团赶来增援，加入战斗。而马占山的队伍，已经不足2000人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殊死搏斗，战场上杀声震天。马部骑兵第一旅四团炮手庞振海，一连发泡80余枚，直至炮筒折断，然后赤手空拳冲向敌阵，直至英勇战死。激战中，马占山用军用电话命令省垣某团限一小时乘车开到前沿，结果该团迟到3小时，马占山当场将该团团长枪决。

    中午时分，阵地全部失守，马占山手枪队冲杀上来，官兵士气大振，战至午后两点，以手枪作战的马部官兵竟然重新夺回三间房阵地。不过这时，除了三间房阵地，其余阵地均在日军手中，弹药告罄，人员也没剩多少了，马占山知道大势已去，忍痛放弃三间房阵地，不得已命令部队乘夜向昂昂溪方向撤退，同时命令大兴方面军队也撤出战斗后撤。

    在马占山部后撤途中，沿途遭到日军飞机大肆轰炸，死伤极多，步二旅团长吴德林在乌呼马站身受重伤。至此，恶战半个多月的马占山部全部撤出战斗，江桥抗战以失败告终。连日以来，马占山部主力伤亡1万余人，几乎丧失战斗力，马占山下令退保省垣，当夜电告全国，发出撤兵通电。

    （待续）

    江桥失守，马占山决定率军退守三间房。但阵地不能就这么白白交给鬼子，马占山在撤退前在江桥北岸密密麻麻埋了大量地雷，就是跑我也得拔下你几根毛来。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日军重新集结了上万兵力进攻江桥阵地。进攻之前，照例用密集的炮火轰击，热热闹闹打了一大阵子，发现这边一点动静没有，原来马占山那4门炮这回也不响了。日军以为这回马占山被彻底击溃了，然后，大批步兵蜂拥冲向马占山阵地。结果可想而知，轰轰隆隆一顿地雷，日军被炸了个茄子色。

    三间房阵地距江桥50华里，距龙江70华里，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据点工事，该线的指挥官是苑崇谷。马占山在这道防线正面摆出6个团担任阻击，另外两个骑兵团在左右两翼策应，共计5000人枪左右。三间房阵地是马占山在10月下旬就下令布置的第二道防线，也是当时黑龙江省省垣齐齐哈尔外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要是被突破的话，齐齐哈尔必不可守，日军可以长驱直入进入黑龙江省的心脏。

    在《长春文史资料》总第64辑——《东北抗日联军演义》上面还记载了马占山布置的第三道昂昂溪防线（本文前面也有叙述），由步二旅和步三旅各抽调一个团组成。谢珂没有明确强调这道防线，但他在回忆文章里有马占山“在昂昂溪中间指挥部指示收容补充等事宜”的字样，所以我怀疑昂昂溪其实是马占山的指挥部所在地。

    经过11月6日的血战，战事稍歇，一来是日军突然遭到如此强大的抵抗，再也不敢小看马占山，二来当时的国联对日本也有了严重的劝告。这期间，马占山通令全军，对血战江桥的卫队团团长徐宝珍进行嘉奖。同时，因为马占山守土有功，也受到了北平副司令行营张学良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来电嘉奖，正式命令马占山全权主持黑省军政。

    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各界人士也在这期间组成慰劳团前往前线劳军，马占山再一次表示抗战到底，誓不屈服。   

    据谢珂回忆，在三间房阵地打响之前，马占山就已经意识到这道防线阵地薄弱，很难持久坚守，他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已经开始做下一步打算了。会议上决定，一旦省垣失陷，军政两署将移驻海伦，与哈埠抗日军队成为犄角之势，主要阵地放在克山、拜泉、泰安镇一带，继续抵抗日军。同时决定将库存步枪3000余支，子弹数百万粒，连同其他军用物资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秘密运往泰安镇，然后分存到东荒各县，已备将来补充部队时使用。这一重要决议要严密绝守，不但对日军，对自己的军队也一样保密，马占山不想让三间房的抗日将士们知道这个消息，那样会影响战斗意志。由此可以看出，马占山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明知凭着自己这点实力，根本不可能战胜来犯的强大日军，可是这第一枪还是要打，这第一枪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打一场胜仗那么简单，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儿，打不过也打，逢敌必亮剑，这是小说《亮剑》里李云龙说的话，马占山当时的想法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11月12日中午，日方代表林义秀又送来了本庄繁的通告，提出三点要求：（一）马占山下野；（二）黑军由省垣撤退；（三）日军部为保证洮昂路的安全，将向洮昂路昂昂溪行动，并限12日夜12时以前回答。马占山电报请示北平张学良，得到的答复是“饬死守，勿退却”。这个张学良自己不抵抗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人（张学良一直承认“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是内地官方一直自作多情，非得把张学良摘出来，把屎盆子扣给蒋介石），这时候八成被人家天天叫“不抵抗将军”叫得上火，这才开始缓过神来。

    12日晚，马占山答复日方，这个答复不卑不亢，相当牛逼，很有马占山风格：

    （一）下野本无不可，但需由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代，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

    
    （二）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自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

    （三）昂昂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命令让渡与日本前，碍难照办，同时在法律、实事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

    其实11月8日，本庄繁已经给马占山发了通告，无非也是要求马占山下野，那一次马占山连理都没有理。这一次日军在还未得到答复之前，就已经在前线采取了军事行动。日本人有个挺招人烦的习惯，照理说要打就打呗，痛痛快快的，可日本人不是，他们非得在打之前找个借口，比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仿佛有了借口之后干什么事情就都心安理得似的，也不知道是在骗别人还是在骗自己。

    据刘沛霖的回忆文章《哈尔葛江桥》记载，马占山抗战时期的嫩江江桥为木桥，修建于1920年，长约800米，大桥以北还有4座小木桥，称为“一桥、二桥……”。有些书籍称当时的江桥为“嫩江铁桥”，这其实是误会，现在的嫩江铁桥是伪满时期所建，于1933年开工，1934年竣工，原来的木桥桥址在现在的铁桥以西15步处。铁桥建成后，原来的木桥被废。

    1931年时的嫩江江水很大，路基以外一片汪洋，日军本来也可以从水上偷渡江面，但是，当地只有10来条船，船户们当然不愿意把船留给日军使用，在日军来之前就藏起来了。日本人一开始没把马占山当回事，当然想不到造船渡江，这样的话，江桥就成了日军的必经之路。

    11月6日拂晓，日军指挥官滨本重整旗鼓，向江桥阵地大举进攻，据谢珂（时为马占山参谋长）记载，这一次日军动用了两个步兵联队、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列。这是开战以来日军使用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前一天的溃败已经让日本人不敢再倚重伪军了，这次是以日军千余人为先锋，伪军殿后，分数路向马占山阵地战猛攻。

    这次进攻是江桥抗战打得最惨烈的一次，从早至晚，激战终日。滨本将关东军嫩江支队三千人枪统统投入战场。马占山也急令后备队投入战斗，双方万余人，在嫩江东西两翼十余里山地展开血战，杀声震天，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易手，双方死伤无数，尸体杂陈堆积如山。

    日军飞机在江南装弹，然后飞到江北轰炸，如此往复，从11月4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可是3天来马占山阵地纹丝不动。日军的大炮远多于马占山，而且在晚间还动用了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而马占山只有步兵，两翼的骑兵，还有炮兵的4门大炮。

    马占山的大炮虽然数量少，只有4门，但却被当地老百姓传得很神，估计是因为炮少，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喜爱。后方的老百姓没有办法体会到前方的惨烈，他们只能听到打炮。后来的张书臣老人回忆说：“我军的炮声总是‘咚咚咚咚’一连四响。”赵铁庆老人说：“我军有4门炮，阵地在依布气（即今之大兴乡）南门。”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大炮数量远远少于日军，没办法，穷啊！但是中国炮兵总能打出自己的威风来。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只有6门炮，却得到了“神炮”称谓，甚至击伤了一位日本王室成员。中国人穷惯了，每发炮弹都看得跟金子似的，八路军的杨成武用4发迫击炮弹结果了日本中将之花阿部规秀，看起来奢侈，其实打得精明极了，第一发测距，第二发打远，第三发打近，第四发一击命中阿部，等于说一发炮弹都没白费，简直可以写进军事教科书。

    说远了，还说马占山的炮兵。马占山的4门炮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在老百姓嘴里就牛极了，传得最邪乎的说法是说炮兵非常勇敢机智，没有高射炮就把炮身竖起，把炮筒子绑在大树上，把日本人的飞机打了下来。竖炮打飞机，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发生过，不过这却看出了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实际处境，无奈，但是悲壮。我没有查到江桥抗战中日军有损失飞机的记录，估计不大可能是真的，毕竟这么打飞机打下来的实际可能性非常之小。

    邢介兴老人是江桥抗战的幸存者，他当时率领的是机枪连，驻守在大兴车站的中心阵地。据他回忆，大兴车站是当时的防线指挥部所在地，驻军为卫队团二营、三营、团属骑兵连和省防军所属工兵连，共两个营外加3个连2000余人，前敌指挥官是二营营长王绍忠。邢介兴是从东北军的“黄埔军校”——东北讲武堂九期毕业的，他的机枪连是中心阵地装备最精良的连队，就这样的连队也是编制为160人，而实际上只有120人，武器只配有4挺日本造“三八式”重机枪，6挺捷克式轻机枪（那99挺轻机枪中的6挺，在开赴江桥前刚刚配发），其他的就是百八十支什么韩林春造、“三八式”等等的杂乱步枪了。

    邢介兴是这样形容江桥抗战的：“敌人再扑，我们再打，双方拉锯，达十余次，战斗之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我们机枪连阵地设在依布气南侧的烟地里，靠近江沿，敌人始终未发现，我们机枪连的火力发挥了很大威力。……在战斗过程中，骑兵连连长张德新冒着敌人猛烈炮火在巡察一处渡口时，不幸殉职。二营营副李英奇在敌军空军轰炸时，以身殉国。连副张九洲在反击战中亦壮烈牺牲……敌军的伤亡惨重，他们来不及收尸，很多尸体横躺竖卧，在晚秋的阳光下，曝尸在异国的荒郊旷野……”

    前方马占山将军奋勇抗日，后方老百姓大力支援，这次可真是做到了同仇敌忾。齐齐哈尔市的全部饭馆都动员起来，给前线蒸馒头、烙大饼。一开始时半天营业半天，半天蒸馒头，后来就干脆停业白天晚上连轴转，有的饭馆如同心园因为有顾客不时来就餐影响支前，干脆用大板子在前门上钉了个十字花，把门钉死，顾客您们就爱哪哪吃去吧，甭影响俺们给前线烙大饼。在省城通往江桥的一路上，到处都是插着小黄旗的大车，源源不断运送给养、弹药、伤员……这种场面在后来的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上也出现过，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军民同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家卫国。

    江桥抗战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人心振奋，马占山点燃了全中国的抗日热情，声援的声音无处不在，甚至国外的爱国人士也纷纷致电马占山表示支持。从前全国各地寄来大量慰问品和现金，邢介兴连队得到的慰问品是饼干、罐头、糖果还有10余套毛衣，邢介兴个人得到了10元美金，他把钱拿了出来补贴连队伙食。

    当时上海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一上市即脱销。马占山的民族英雄形象从江桥抗战树立了起来。

    再说江桥阵地，激战一昼夜，双方损失都很严重，据谢珂回忆，此战日军滨本步兵联队被完全歼灭，高波骑兵队也伤亡殆尽，日军遭受了918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马占山方面伤亡将士600余名，等到最后一次击退日军进攻，江桥阵地全部被日方敌机和炮火摧毁，已经到了无法再守的地步。而且江桥抗战让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大为吃惊，他电令第三旅5000人已经增援上来。马占山后无援兵，前有强敌，无奈撤出江桥阵地，退守三间房。

    江桥失守，不过至此江桥抗战还没有结束，更加惊心动魄的保卫三间房的战斗即将打响。

    江桥撤退之前，马占山通电全国，电文大义凛然声泪俱下，兹录于下：

    各党政机关，各报馆，全国父老兄弟均鉴：辽吉变后，日人用种种方法，勾结土匪蒙匪，及叛逆分子图谋北满，以华人自立为名，阴行其侵略土地政权之实。江省远处边陲，极力自卫，乃竟于（江）日具然出兵，借口修理嫩江江桥，以日军掩护洮南张逆海鹏军过江，压迫我防地，开始攻击，并与昨今两日，利用飞机8架，炮20余门，猛烈围攻，势非直捣江省省垣不可。复查嫩江江桥系我国所有，日人何得涉足过问？占山原以此事国联已有办法，力主避免冲突，乃日方不顾世界舆论，始终贯彻其侵略满蒙之野心。江省出于愤不得已，为迫切自卫起见，已与我奋力周旋。大难当前，惟有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务恳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愤激之至。

     (待续)

    如果你很热爱新闻，并且富于冒险精神，那么你一定渴望深入到战争前沿去做一名战地记者，就像《喀布尔快递》中的两个印度人那样，虽然这只是一部电影。

    两个印度记者毛遂自荐在9·11之后深入到阿富汗采访，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过相似采访经验，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哥俩儿一门心思找到能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

    与之相比，另一名来自美国的漂亮女记者显然经验丰富得多，她经常出没于各种战事前沿采写报道，虽然每次都下决心再也不干这差事，但一次次违背誓言，这次她来到战争刚结束后阿富汗。

    一个受巴基斯坦派遣，前往援助塔利班的士兵，在战败以后成为俘虏，它的唯一希望就是活着回到自己的祖国。

    最后一个是正宗的阿富汗平民，多年饱受塔利班压迫，对塔利班之入骨，他成为了两个印度记者雇用的司机和向导。

    两名印度记者费了一番周折未能如愿，却在偶然的机缘中被一个逃亡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所劫持，同时被劫持的还有被记者雇用的阿富汗司机。塔利班士兵强迫他们开车前往巴基斯坦边境，后来又劫持了美丽的美国记者。五个人成为了这部公路电影的主角，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到边境开车要两天时间，影片讲诉的就是这48小时行程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影片叙事流畅，手法圆熟，一路上冲突矛盾不断，再配合以阿富汗的广袤沙漠为背景，使整部影片色彩明快。但如果你认为这部影片只不过是为了反映战争给阿富汗人制造的苦难，那就错了，影片尽管基调沉重，但导演特意营造的一些幽默的气氛，使整部影片看起来诙谐生动，非常有趣。比如一个印度记者只不过为了和塔利班分子争论谁是世界板球第一争吵得不亦乐乎，阿富汗司机和塔利班分子为了维护各自的主义互相斗嘴，时不时以武力相威胁。记者和阿富汗司机在塔利班士兵枪口的威胁下被迫同意其说法，但在一次反制约中，不忘用相同的方式逼迫塔利班分子认错，这些小孩子般的举动让人忍俊不禁。影片中类似这种幽默的情节到处都有，不过导演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所选择的讲诉方式非但没有冲淡影片主题的深刻性和悲剧色彩，反而利用这样的刻意轻松令结尾时的高潮来得更加震撼。

    影片中多次给了阿巴交界几个驻守巴基斯坦官兵的镜头，其中的长官不时强调：“阿富汗境内没有我们的人！”这句早早出现的台词给影片的结尾作出了最好的铺垫。巴基斯坦尽管曾偷偷帮助过塔利班，但在国际大背景之下，它就像变色龙一样转而作出一副与恐怖分子势不两立的姿态。而那些派往援助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士兵则成了真正没有国家的人，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无意义的牺牲品。

    在逃亡路上，印度记者了解了塔利班士兵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同情，在后有追击的情况下，他们转而帮助塔利班士兵，塔利班士兵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来到国境线，他高举着能证明自己巴基斯坦军官的证件兴奋地奔向祖国的怀抱，可边境上的巴基斯坦士兵在“阿富汗境内没有我们的人！”的命令下，向其射击，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塔利班士兵倒在了离自己国家只有数米之遥的地方，倒在了自己同胞战友的枪口之下。
   
    “阿富汗境内没有我们的人！”被政治出卖的人可以在一句轻描淡写的命令下，轻易地变成永远的不存在。

电影资料：

    《喀布尔快递》(Kabul Express)是一部充满了奇思妙想的公路电影。战争让萍水相逢的人成为伙伴。三名记者与一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建立了一种“靠不住”的友谊。在这四个人当中，有两名来自印度的记者，9.11之后来到阿富汗，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结识了一位塔利班武装分子，还有一名来自美国的摄影女记者。2001年9.11后的一周里，这四个人结成的同盟在一起生活了48小时。在导演从三名记者的角度扭曲地看待阿富汗战争带来的后果。拍摄于2005年底的《喀布尔快递》是自塔利班倒台后第一部完全在阿富汗拍摄的国际电影.。


    导演Kabir Khan同时也是一名印度作家，他在捕捉战争的严酷的同时，也将他不受拘束的诙谐和幽默带到了电影中，犹如古典式的好莱坞喜剧电影，在喜剧和悲剧的种类界限交叉之间，观察残忍的现实。尽管电影里的人物每分钟都可能因为战争迎来不一样的人生。同时，导演让《喀布尔快递》上升到一个情感的高峰。   

    血战江桥

    日军提出修复江桥，是因为在这之前，在江桥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冲突，江桥部分被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投降了日军，成为汉奸。这时张海鹏已经70多岁了，这么大年纪了不消消停停养老，还要矢志不渝坚决当一名光荣的汉奸，这老家伙着实可恨。不仅当汉奸，张海鹏还是日军进犯黑龙江的急先锋，1931年10月13日，张海鹏命少将徐景隆带3个团为先锋，开赴泰来。15日，日军两架飞机飞来示威，驻泰来的黑省东北军朱凤阳骑兵团主动撤到泰康以西，掩护江桥驻军左翼安全。16日拂晓，徐景隆进抵江桥南岸，东北军立即开炮应击。该着徐景隆不得好死，刚一开打，这老徐就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掏出望远镜眺望江桥北岸东北军阵地，开始看了远的，没顾上近的，脚底下一脚踩上了东北军事前埋好的地雷，立马被炸了个稀巴烂。主帅成了第一个阵亡的人，这仗还怎么打，三个团的伪军当时就懵了，乱成一团，驻守江桥守军马上跳出阵地一个冲锋就把这3个团的伪军包了饺子，剩下一些四散逃走。击溃徐景隆部之后，守军把江桥破坏三孔，以阻滞敌人进攻。日军倒没有立即进攻，不过看出了伪军实在是不顶事儿，必须增派日军才能成功。

    马占山到齐齐哈尔以后，干的第一件是就是悬赏购买张海鹏这老贼的首级。

    后来日军提出修复江桥，就是指那时破坏的三孔桥，人家马占山毁桥就是为了阻滞你进攻，你还让人家修桥，这不是开玩笑吗？马占山不说不修桥，说你等着吧，反正不能让你修，得我们自己修，马占山一向以“狡猾”著称，他知道拒绝就意味着给了日本人开打的借口，日本鬼子一向爱找借口，等于那就先拖着吧，拖一天是一天。

    11月2日，林义秀等不了了，向马占山下达最后通牒，大意是江桥不得作为战术阵地使用；双方各退兵10公里以外，等桥修好后通知两军；不接受上述要求并阻碍修桥者，日军即使用武力。这不是糊弄小孩吗，哦，我马占山好不容易构筑的阵地就这么给你了，怎么可能？

    11月3日上午11点，日军铁甲车（即坦克）两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飞机还不时飞到守军驻地上空投弹，9名士兵被炸伤。马占山很清楚日军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引诱我军还击，借此观察火力。马占山严令任其叫嚷，不予理睬。

    天黑时，又有百余名日军度过江桥，对马占山阵地射击，并伴有飞机轰炸。守军又有7名士兵受伤，马占山依旧不予理睬。

    11月4日中午，百余名（一说300余名）日军从左翼渡江，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马占山阵地猛冲，马占山终于下达了还击的命令，一时间，枪弹其发，日军很快就被击退，是役，马占山部死伤数10名。第一枪打响之后，马占山亲临前线，他知道这只是个序幕，厉害的还在后面。

    下午六时，日军一大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渡江，携带山炮多门，飞机七架，铁甲车四列，向马占山部正面阵地发起猛攻。驻守正面阵地的是卫队团徐宝珍部，那从仓库里院出来的99挺捷克机枪悉数布置在正面阵地，99挺机枪一齐开火，日军第二次冲锋被击退。

    在正面战场打响之后，左翼骑兵连的阵地也遭受日军猛攻，这块战场上战斗相当惨烈，骑兵连少校连长在激战中阵亡。马占山部的炮兵在与日军对轰过程中，一名炮兵连长也阵亡了。尽管如此，日军的进攻还是被打退了。

    第一天的战斗，马占山部伤亡官兵数十名。

    11月5日，日军继续加大进攻力度，驱使张海鹏部数千伪军在前，日军以一部随后跟进，上有飞机掩护，后有大炮轰炸，前有铁甲车开路，向马占山阵地发起强攻，马占山在正面战场布置了两个团，两翼另有两个骑兵团包抄策应。双方从清晨激战至傍晚，整整厮杀了一天，等到日军再次败退以后，清点战场，马占山部伤亡百余名，后来据日方公布死伤数目，此战日军战死167名，伤600余名，张海鹏部伪军死伤700余名，这是开战以来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日本江桥之战指挥官滨本从九一八以来从没见过这个阵势，日军素来认为东北军装备差，战斗力弱，这次遇到的火力如此之猛，显然有点出乎意料。日军广播在后来的宣传中说，马占山军队装备了新式武器。

    滨本所说的新式武器，就是那99挺救命的捷克式机枪。说起来这些机枪原来是万福麟保存的最后一点家底儿，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战前黑龙江各项事务全部由万国宾做主，只有这99挺机枪，非万福麟开口，谁也无权调用。后来首先想起这批机枪的是马占山的参谋长谢珂，可是万国宾坚决不同意使用这批枪，他知道这批枪在老爹心目中的分量，称“不清是督办（万福麟）绝对不能用。”谢珂也急了，说：“辽、吉两省陷落，成箱的枪械交于日军，今天应敌非常需要，如黑省不亡，枪仍存在士兵的手中，假如沦陷，在士兵手中总要比成箱损失好得多。”最后坚决把这批枪运到前线，这批枪在江桥抗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99挺捷克式一起喷火，杀人效率可想而知。这要是后来的八路军一下子得到这样一批装备，还不得乐背过气去。

    第二战胜利，马占山部将士士气更盛，连夜修复了战壕。11月6日，中国对日第一场异常惨烈的拉锯战在江桥打响了。

    （待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的辽宁、吉林两省相继失陷，事变爆发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人在北平，黑省之内群龙无首，人心不稳，很明显日本鬼子的下一步就是黑龙江，可黑龙江的情况就像是瞎子摸象，乱打乱撞，谁也不知道该咋办，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

    万福麟是回不来了，中间隔着已经沦陷的辽、吉两省，而且即便是能回来，人家愿不愿意回来也是难说，不过还幸亏万福麟没回来，如果他回来了，那后来的江桥抗战还能不能有就两说了。万福麟在黑龙江老百姓眼里，不是块好饼，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外号多——“万一吊”、“老豆包”、“万不是人”。“万一吊”是黑省东北军官兵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万福麟这个人惜金如命，经常克扣士兵军饷，有时一连好几个月都不发一次，偶尔发一次，也要每人扣上一吊钱，“万一吊”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老豆包”是万福麟的身边工作人员私下里对他的称呼，这老万官儿虽大，却是个大不管儿，整天就想着练书法，不过你可千万别以为老万有多深的学问，他和老张（作霖）老吴（俊升）一样，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一篓，他练书法其实就练仨字儿——万福麟，准备像现在的明星一样在批文件时露一回脸。老万平时乐乐呵呵，手底下人叫他“老豆包”他也不太生气，不过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怒无常，一但气不顺了，你还叫他“老豆包”，那就惨了。一次军署的报话员和电话局的报话员张雁行要老万的电话，俩人挺熟，就在电话里开了几句玩笑，张雁行说：“别瞎说，你净拿‘老豆包’唬人！”没想到“老豆包”正跟一边站着呢，一听就急眼了，把张雁行狠狠地打了一顿军棍。老万不管事儿，那谁管呢，小万，老万的儿子万国宾，这位小万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办不了啥正事儿，可别人有啥事请示老万时，老万就说：“你们问‘大爷儿’了吗？”这位‘大爷儿’就是小万。因为老万万事不管，所以黑龙江老百姓都叫他“万不是人”。就这么一位主儿，要是当时在黑龙江，那可不是啥好事。

    1931年9月24日，北京的万福麟电令黑龙江：“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但这个窦联芳也是个老万似的人物，啥也不管，所以当时军事上实际由谢珂负责，这个谢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追随马占山抗日。当时的黑省权利其实仍在小万手里，这小万当时身兼十余要职，包括政治、财经、交通、宣传、人事等等（看来老万对于培养小万真是不遗余力）。

    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黑省没有一员领兵大将坐镇，于是谢珂建议小万向北平申请派一员虎将来，小万一开始不同意，可是一看日本人大兵压境，自己也确实没带兵那两下子，就同意了。10月10日，少帅张学良一纸电令，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

    马占山离开黑河，于10月19日抵达当时的黑龙江首府齐齐哈尔。临危受命，可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差事，当时黑龙江省的主力部队第二十九、三十两个旅都在关内讨伐石友三，剩下的部队多为省防部队，总共只有3万人，包括步兵第一、二、三旅，骑兵第一、二旅，共步兵五个团，骑兵三个团，此外还包括卫队团（只有一个营）、炮兵团（只有一个营，共四门炮）、工兵营和两个保安大队。（参考谢珂《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当时黑龙江省内有不少人主张不打，比如那个警务处处长窦联芳，在马占山来之前，主战派和主和派吵吵嚷嚷，乱成一锅粥。马占山来了，有主心骨了，是和是战，总算有个人拿主意了。可马占山这个主意还真不好拿，他自然是想打的，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几乎没有胜的希望，要是九一八之前还好，日本在东北没有多少关东军，可是现在九一八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日本人在辽、吉两省大量增兵，又有飞机、大炮、坦克，自己就那么点人，那几条破枪，一个援军也没有，打败了连个撤退的地方都没有，要跑只好跑到苏联了（后来马占山的确跑到过苏联）。要是不打，服从不抵抗命令，像其他东北军一样一走了之自然也行，可是国恨家仇啊（马占山的恩人吴俊升和张作霖一起被炸死于皇姑屯），马占山可做不到像张学良那样忍气吞声。所以在抵达齐齐哈尔火车站的时候，马占山主意已定，打他个狗日的，管他赢不赢呢，反正不能窝窝囊囊活着。

    大兵压境，马占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舞士气，在欢迎大会上，面对齐齐哈尔老百姓，马占山成了第一个公开表示坚决抗日的将领：即使战致一人，只要一息尚存，也要抗战到底！话不多，可是份量极重，齐齐哈尔全城军民立刻群情激奋，抗日情绪高涨。大会刚结束，一架日本飞机超低空飞行飞到大会上空抛撒传单，民心士气高涨的东北军士兵用步枪对着飞机就是一顿射击，据后来在场的老百姓回忆，可以轻轻楚楚地听到子弹打到飞机上“噼里啪啦”的声音，可见飞机飞得多低，真是欺我没有防空啊。（参考《齐齐哈尔文史资料》总第10辑）

    
    打是定下来了，从哪打，马占山把目光停留在了江桥。江桥是横亘在嫩江中游的一座木制大桥，是黑龙江省的门户所在地。江桥以南，地势开阔，毫无遮掩，不利于防守，而江桥至龙江之间山高路狭，易守难攻，正适合排兵布阵，于是马占山抓紧时间在江桥以北布置防御阵地。

    10月27日，日军步兵少佐林义秀以关东军司令代表的名义致书马占山，要求马占山在11月3日之前将嫩江大桥修复，否则，日方将以实力作掩护自行修复江桥。马占山不是傻子，自然知道日本人的用意，什么修桥，纯属扯蛋。果然，还没等马占山动工修理，29日，日本通牒又来了，还是那个意思，但措辞更强硬，就是说要自己修桥。

    其实早在日本人提出修桥之前，马占山的江桥防线已经布置完毕，驻守江桥第一阵地的是卫队团、工兵营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营，总计五千人枪，其中包括库存的全部99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为100挺，后来有一挺拿去做模型仿造）总指挥为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第二道防线设在大兴和三间房一带，由苑崇古率领暂编步兵一个旅约五千人枪组成。第三道防线设在昂昂溪，由步二旅、三旅各一个团组成。命骑兵一旅在侧翼机动，策应中央阵地，又令其余部队全部向江桥集中。马占山已经下定决心在这里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待续）

    在元涛大哥的博客里看到一篇文章《老奶奶扔给我一盒口香糖》，写的是他在韩国遇到的在地铁上推销商品的事。

    汉城地铁小贩有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卖油笔的，卖袜子的，卖小首饰的，都会这样，也不说话，直接就把物品塞你手里，喜欢就掏钱留下，不喜欢就还给他。卖手电筒的则稍有不同，把手电筒交给一干众人之后，他会站在过道正中，高声讲解这种产品的好处，同时把一些按钮按来按去的，乘客们也就跟着按来按去，好像在上一堂物理演示课。”

    上面引号里的是元涛大哥的原话，这让我想起了在长春306路车上发生的一件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上下班都得坐306路车，在长春的所有公交车里，只有306路里面有几辆是双层观光车，因为它的行驶路线又是长春最主要的干道（贯通人民大街），所以显得特别扎眼。

    因为双层车座位多，我坐车的时间又长，所以总是选择坐在双层306的上层。可能因为上层没有司机干扰的缘故，里面也经常有那种推销商品的商贩（不过更像是骗子），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在其他非双层车公交车上也遇到过一两次，次数很少。

    推销的商品是一种小首饰，包括项链、戒指、毛主席像章，做工很精致，五块钱可以买个戒指外加一个毛主席像章，很便宜，我认为完全值5块钱。如果不是因为讨厌他们的推销方式，我可能也买了。

    他们是怎么推销的呢？推销员站在过道中间滔滔不绝地背着明显编排好的推销词。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是某某大首饰公司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多少多少年特制的，原价300多元，虽然不是纯金或纯银的，但这种合金非常值钱，这次不是卖，而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原因是这个公司要搞个什么纪念活动，在某某天长百大楼门口（长春市最繁华的地段）隆重举行。免费怎么还要收5块钱呢，原因是推销员也要坐车，也要交车费，这5块钱是车费，人家不是为了盈利，完全是公益活动。末了还强调5块钱也不是谁都能得到，仅限送出5套。不过我看到他们每次“送”出去的都远远不止5套。

    我按照推销员的说法，特意在他说的那天到百货大楼前看了看，根本没啥活动，可见是骗人的。我不明白的是，卖东西就说卖东西，干吗非得加上那一大堆子虚乌有的说词呢，像元涛大哥说的那种韩国地铁上的经营方式不是很好吗？难怪在中国，商人几乎等同于骗子的同义词。

    后来到媒体干了广告，碰到类似的事情更多了。我的行业是医疗医药，大家都知道，医疗医药广告是被老百姓骂得最厉害的，为嘛呢？虚假广告呗！据我的经验，真正的假药广告基本没有，你想啊？药品的审批手续是很严格的，药品用“准字号”，保健品用“健字号”，你想用面粉作几个药片就能通过国家审批，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中国公务员普遍不太敬业，可这么离谱的事还是不大敢干的。但是“虚”这个字是非常准确的，说中国的药品广告个个都“虚”有点言过其实，90%以上还是有的。

    怎么个虚法呢？一开始是夸大其词，比如说治感冒的药，他偏说啥病都能治，结果人家得了胃病吃这个药不好使，就说它是假药。这是以前的方法，现在不好使了。现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他说是免费送给你的，结果你信了，他还向你要钱，不说是药钱，说这个检查费那个手续费的；还比如说明明要赚你钱，不说是卖给你，说是公益活动，结果现在人家连真的公益活动都不信了；还有的说是国家有政策，哪部分人必须用哪种东西，结果人家最后连国家政策也不信了……总想把老百姓当傻子，最后自己被玩了。

    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藏秘，其实这东西本身不能说是假的，原来叫一种什么什么茶，喝了也坏肚子，也能减肥，可就是卖不好。于是商家就开始来“虚”的了，先在香港注册个（在香港基本什么都能注册）什么中心，其实根本没有实体，又编造了一些藏族人减肥秘方什么的，最后还把郭德纲拉进来，郭德纲说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虚”的部分编得基本天衣无缝（在不查的情况下的确如此），老百姓被忽悠住了，藏秘火了，那时候没多少人出来说是假的，因为对一些人的确好使。可禁不住查呀，一查，露馅了，先前喝了好使的人也认为自己上当了，从此对什么保健品都不信任了。一个“虚”字，把自己的声誉给毁了，何苦呢。

    中国广告业的撒谎已经成习惯了，基本没有人能做到百分之百实事求是，你让他们做个完全真实的广告，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撒谎的成了常态，说实话的成了怪胎。前一阶段一个商家向贫困学生捐赠物资，你说他们这是炒作也好，说他们别有用心也好，但捐赠总是好事啊。一共捐赠了价值5元多元的物资，可最后宣传品一出来又走样了，上面写着“捐赠20万元”，你说这叫什么事啊，做好事最后还落得个被人骂。

    不值得同情，自己作的。

关东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四）

    1905年的时候，马占山21岁，这一年他的职位是哨官。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清军），此后一直到1931年江桥抗战，中间的详细资料不太多，看起来就像是流水账，我捡其中重要的叨咕叨咕。

    1908年，马占山所部划归许兰州指挥，参加镇压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赉叛匪活动。这时辖制马占山的就是后来那位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

    1911年，马占山划归吴俊升部，先任哨长，后提为哨官，这个吴俊升外号吴大舌头，说话唔哩哇啦，每次开口冒出的第一个字都是“唔……”。在张作霖的奉军系统里面，吴俊升一直是二号人物，有“老好人”和“不倒翁”之称。尽管在奉系军阀内部，以关系的亲疏来论，张景惠、孙烈臣、鲍贵卿都是在吴俊升之上，然而，以出身、军阶、实力、资历来论，吴俊升是毫无争议的老二，所以只有吴俊升才能和张作霖一起被称做“大帅”。

    这位吴大帅为人低调，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总是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其实是以退为进。东北整军时，吴大帅公开推举孙烈臣作统监，排名在自己的前面。此后多年，他甚至把位置准备转移到杨宇霆之下。而越是这样，他老二的地位就越来越坚固。张作霖说过：“兴权（吴俊升字兴权）我在的时候是老二，我不在了，就是老大，你们（指在场的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都得听他的。”吴俊升则说：“唔，论本事我十个也不是大帅的个儿，唔，论才干，我也不是汉卿的个儿，我看大帅以后，咱们都要听汉卿的。”

    不过这位老二最后也没当上老大，1928年6月4日，张大帅和吴大帅老哥俩儿，一起在皇姑屯被小鬼子炸死。

    吴俊升对于马占山有知遇之恩，吴俊升大帅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刺激了马占山日后的孤军抗日。

    马占山陆续担任过吴俊升中央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少校连长、营长、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五旅旅长、陆军骑兵第十七师师长、新编骑兵第一军军长，到918事变发生时，马占山任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兼黑和警备司令。从哨官到警备司令，马占山几乎一级不落地干了上来。

    在这期间，马占山参加过剿匪作战、第二次直奉战争、镇压郭松龄倒戈之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和郭松龄作战中，郭松龄将军及其夫人韩淑秀被马占山所部营长王永清捕获，在张作霖的授意下，就地枪决，张作霖命令暴尸三日方可收葬。郭松龄将军的死对于奉军以及中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时的马占山，可能还不清楚郭松龄反奉的真正意义。

    在《齐齐哈尔文史资料》总第10辑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马占山遗事》，提到了1911年马占山在吴俊升手下当连长时的一件事，那时候吴俊升是旅长。

    当时马占山驻军怀德，坏德周围土匪蜂起，极其猖獗。吴俊升命令马占山剿匪，马占山带领一连人马作战英勇，毕竟是正规军，很快就把周围的土匪打蔫了。有一个匪帮报号“天下好”，可能是不太服气，想要和马占山交交手，双方一顿短兵相接，当然土匪不是对手了，打不过撒丫子就蹽。当时官军和土匪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陷入绝境的土匪把几个不中用的或刚入伙的小喽啰扔给官军几个，黑话叫“甩煸子”（那个字应该是“口”字旁加一个“扁”，我不认识，字典里也没查到，暂用“煸”字替代），官军抓住回去领赏完事，并不赶尽杀绝。

    马占山当然知道这条规矩，不过他可不想受着个限制，他当过土匪，哪股土匪什么德行他心里明镜似的，这个“天下好”名字虽然好，却是那种专做坏事不做好事的土匪，民愤很大，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穷寇也追。最后把个“天下好”追急了，跳起脚就喊：“干什么‘大老疙瘩’（马占山当胡子时的报号），已经给你甩了几个‘煸子’，够你的就行了呗，非得抓我去庆功怎么的？”马占山不理他那个茬，到了最后把个“天下好”给灭了。

    后来马占山到了海伦当团长，这时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只好枪——德国镜面“匣子”，乐的屁颠屁颠的，枪是一个叫王绍周的区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从散伙的胡子手里缴获的，马占山乐了好几天，告诉自己的儿子：“去把枪库打开，让你二哥（指王绍周）在里面随便挑几把。”

    这种德国镜面“匣子”比一般的手枪威力大，装弹多，又被称为20响（也有其他型号的，只能装10发子弹的也有），后来国军装备的手枪多为勃郎宁，日本鬼子的手枪是王八盒子，相对于后两种枪，镜面“匣子”的强大火力简直像小炮一般，因此有盒子炮之称。因为德国制造工艺精到，即使枪的表面也打磨的滑不留手，铮亮可鉴，有时“连脸上的骚疙瘩也能照出”（小说《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语），因此有镜面匣子之称。镜面“匣子”为中国日后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一个军人，马占山当时获得这种枪的心情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没有918，那么马占山可能只是一个出色的东北军将领，但不会是一位民族英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时间来到了1931年，一夜之间，马占山的角色改变了，东北的角色改变了，中国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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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可能会问，不是叫“中国抗战第一人——马占山将军”吗？怎么又改名了？原因是这样的，有位朋友给我提出了一些意见，说将马占山当作中国抗战第一人有点勉强，因为在918当晚，在北大营东北军第七旅当团长的王铁汉将军就下令还击，所以要说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人不应该是马占山。又何况在大清国甚至更早，中国早就有对日本人开战的将领，这也应该叫做抗日吧。

    说马占山是第一个在国内引起巨大抗日热潮的将军才更准确，当初的确是我考虑不周，所以更名，力图更准确地记载那一段历史。

    如果大一点来讲，王铁汉将军甚至是全世界打响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人。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918当晚，日军向北大营进攻，正在王铁汉接受命令准备撤退的时候，日军突然开始向王铁汉团发起新一轮进攻。这位名副其实的铁汉立马儿怒火中烧，这不蹬鼻子上脸吗，管它什么命令呢，打，然后带着全团弟兄抄家伙就是一顿开火。不过在凌晨五时，在日军攻击顿挫之际，王铁汉最终还是率部忍痛撤出了北大营。

    后来，王铁汉将军先后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以及浙赣战役。抗战胜利后，王铁汉曾陪我们文章的主角马占山回到北大营旧址。面对断壁残垣，王铁汉泪流满面地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仅有不到七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正是这一放弃，日本人进了中国，十四年间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惨不惨？！惨不惨？！”听者无不动容！

    先按下王铁汉将军不表，还说马占山。

    马占山投身绿林，东北的很多土匪（胡子）都有一个名号，有的是自己起的，有的是别人给起的，像《林海雪原》里著名的“做山雕”、“许大马棒”什么的。马占山的报号没有那么威风，叫“大老疙瘩”。马占山的绿林生涯并不长，从1903年冬到1905年，马占山当了1年多的“大老疙瘩”，由此可见，马占山当土匪有点逼上梁山的意思，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被“招安”。

    1904年，“大老疙瘩”上山“拉杆子”已经有几个月了，马占山心里一直惦记着报仇雪恨。

    一天晚上，占山为王的马占山下山了，带着十几个弟兄闯进了姜大牙家所在的姜家崴子村，声言要让姜大牙认识认识。姜大牙一开始根本没把这个又黑又瘦又矮（马占山个矮，有个外号叫“马小个子”）的黑炭头放在眼里，哪能想到这个不要命儿的主儿真能来报复啊，这会儿看见这个小个子威风凛凛地往跟前一站，立马吓筛糠了，带着全家人哆里哆嗦往那一跪，要啥给啥，留命就行。

    马占山其实没想杀姜大牙，杀这么个熊手算啥英雄好汉，不过还得吓唬吓唬：啥也不要，就要你狗命。

    姜大牙全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起又是磕头又是作揖，鼻涕一把泪一把忙不迭地求饶，说过去那件事都是警察分局（警察这事我总有点疑问，印象里好像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才令州县成立巡警的，1904年时是不是还应该叫衙役什么的更准确呢？不过资料上说是警察，我也就先跟着说警察吧）干的，跟自己屁毛关系没有。

    马占山说那好，咱土匪是讲道理的，留你一条狗命，不过我在我在警察那儿受的罪你得尝尝。然后就是一顿暴打——仇就这么报了，跟我们小时候打群架差不多，谁谁家小孩让人揍了，然后再找一帮孩子把打人的再打一顿找补回来，扯个平手就行，主要是以德服人。从这点也可以看出，马占山似乎不是那种一味只会好勇斗狠的角色，更像是个有仇必报、一点亏也不愿吃的侠客。

    不过姜大牙挨打后心里可没底，跟前住着这么一位爷，今个心情好打一顿，明儿个心情不好再打一顿，那我不成沙袋了吗？得，惹不起咱躲得起，马占山前脚走（书上没说，估计也顺手带走了点金银财宝啥的），他后脚就领着大小家眷拾掇拾掇搬家了。

    1904年，马占山20岁（以前的人都记虚岁，东北叫毛岁），在他痛打地主家大牙时，在广阔的东北大地上，正进行着另外一场看似与中国人无关的战争——日俄战争。马占山目睹了东北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他开始盘算着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东北大地一片狼藉，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清政府为了恢复东北地方统治，开始招手收编地方民团和愿意归顺的“绿林好汉”，以充实地方武装，维护地方秩序。马占山得知这个消息，带领一班弟兄金盆洗手，被收编为地方游击队。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东北地区的土匪。东北土匪俗称“红胡子”，“红胡子”这个词到今天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贬义词，如果某人性格比较强硬的话，就往往被别人戏称为“红胡子”。在清朝末年到一直解放前，东北堪称国内土匪最为密集的地区，即便是现在，东北人对当年的红胡子都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这些人当土匪之前，很多都有着坎坷悲惨的遭遇，一方面，很多胡子并非爱恨不分，他们往往做出一些杀富济贫的举动，这是比较受老百姓欢迎的，比如在东北沦陷以后，东北义勇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原来的土匪。现在有很多反映东北胡子题材的电视剧，大致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双枪驼龙》，说的就是一个著名女匪首驼龙的事迹，电视剧中的驼龙以完全正面的形象出现，但好像后来被禁播了，原因是驼龙尽管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不少坏事，在民间也有不小的民愤。东北胡子就是这样，土匪毕竟是土匪，要让他们一点坏事也不干是不现实的。

    英国人加文·麦柯马克写过一本书叫《张作霖在东北》，里面曾这样描述东北胡子：

    土匪活动是遍及全中国的常见现象，在张作霖所生活的那个动乱时期，尤其如此。可是东北地处边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满蒙地区自发的拓荒者是与土匪活动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鸦片也常与土匪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发东北各省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就像黄金对于开发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那样，把许多“敢于冒险并有进取心的人”，吸引到这个动荡的边疆地区。据拉铁摩尔说，这些土匪群在这个地区所建立的村庄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他们是“这个地区的正式定居和开发的实际先驱”。因此，不必把张作霖当土匪一事，与中国其他地方由于“社会瓦解，令人绝望”而抢掠为匪相提并论。在东北，土匪俗称“红胡子”，他们颇有点罗宾汉杀富济贫的的荣誉，时常享有民众相当广泛的支持。他们的声望大概至少不下于正规军的小分队。中国人最近一部研究著作《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首民谣：“贼至则民为馈送食物，兵至则罔指歧途。”但一般说来，在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土匪毕竟是土匪。他们以偷窃、抢劫和杀害富人为生，那些富人也许是地主、高利贷者、商人，或者是他们的对手——更强的土匪。但他们有时也劫掠整个村庄或城镇、贩卖鸦片、绑架路人或富人，以此勒索赎金。

    台北1976年版的《闲话军阀》里这样形容张作霖：“一个带枪的好人，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既有大胆的创见又富于外交手腕，他懂得何时该去战斗，何时该去谈判。”呵呵，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是评价张作霖的话，怎么能让人相信这说的是一个土匪呢。

    写了这么多不相关的文字，无非是想让人对东北胡子有个更清晰准确的印象，我无法找到更多马占山当“山贼”期间的准确资料，不知道他在这段时间里干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无从证实他是不是一个“侠盗”，但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日后环绕在马占山头上的“民族英雄”的光芒，丝毫没有因为这段当“胡子”的经历而黯淡失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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